中日韩领导人近日在东京举行会晤，三方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等方面达成了一致。中日韩还就通过“中日韩+X”模式在产能合作、减贫、灾害管理、节能环保领域实施联合项目，发挥三方在装备、技术、资金、工程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场。中日韩领导人就“中日韩+X”模式所达成的共识标志着近年来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所倡导的三边合作模式的重大突破。

实际上，中日韩的三国合作不仅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还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将做出贡献。我觉得，中日韩如果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展开合作，那么将会对正处于改革中的国际发展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合作，算是直接见证了发展援助委员会所经历的各种改革。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北野先生，国内从事国际发展合作的同事们大多都认识他，北野先生能讲流利的中文，是清华毕业的学生，他曾经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负责中亚援助的负责人，后来做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研究所的所长，现在在一个大学当教授。很多年前，我在发展委员会的总部巴黎开会的时候，一些西方的官员问我中国会不会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我说：

那是中国政府的决策，我不清楚，但是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中国政府最好不要加入。

北野先生说：小云教授，中国还是加入吧，我们日本有个伴。

韩国人一直把自己跻身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作为挤入富国俱乐部的一个荣誉，但韩国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后就开始受到西方制定的一系列规则的约束。2016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按照规定对韩国的对外援助进行了所谓的“同行评估”（peer review），其核心的焦点是韩国对外的优惠贷款比例以及韩国的对外援助方式。过去几年，我多次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国际官方援助大会，韩国国际合作署KOICA的负责人也跟我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也快进来了，我们可以合作起来，你们进来了，我们就不孤单了。

这些虽然都是玩笑话，但的确反映了东西方在国际发展合作中一些文化层面上的差异。

八十年代日本与世界银行就如何展开国际发展合作有过激烈的斗争，日本在那个阶段极力倡导所谓的东方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主要集中在国家发展计划、产业政策等不同的方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知名教授Robert Wade曾经就这样一个冲突写过一篇长文，这篇长文记述了日本与西方主流发展体系在很多发展理念上的冲突。日本的学者对于世界银行的政治化也长期存在疑义，有一位日本学者就世界银行和亚行是如何逐步政治化的也写过一本著作。

我在日本和韩国一些关于援助的讨论会上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和韩国从事援助的工作人员在非正式的场合与中国的专家讨论援助时，很多看法和观点出奇的一致，但是日韩在其他国家的很多实践却与这些专家的设想都不一样。我在非洲看过一些日本和韩国的援助项目，在参观一个韩国项目的时候，发现他们做的基本上是西方做的那一套，我问他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把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在非洲示范呢。我在以前的一篇短文中对日本的国际援助提出过批评，也在日本的一次会议上当着日本官员和专家的面提出过类似的疑问，我说：你们在政治上都是西方的，但是在文化上都是东方的，这是一种“援助分裂症”。

显然，虽然中日韩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接近，但是差别也的确存在，尤其是政治制度。但是我这么多年，接触社会科学家很多，可能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变成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文化决定的，政治的东西都在变，社会的东西也在变，但是文化的东西却很少变化。我接触了很多日本和韩国从事国际发展援助的官员和学者，我感觉到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小。

从发展顺序上来说，日本是最先取得发展的，其次是韩国，中国跟随其后。日本在五六十年代还在开展以农村卫生、环境整治为核心的乡村发展工作，韩国七十年代以后进行了所谓的新乡村运动。中日韩的发展虽然在时间序列上不同，但不论是从乡村到工业化，还是到产业升级、金融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差异。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当然，国内外都有很多就此展开的严肃研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达成的“中日韩+X”共识可能会为中日韩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产生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基于西方发展援助框架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长期以来受困于以财政无偿转移为核心的援助内容所展开，无论是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援助有效性”概念，还是在韩国釜山会议提出的“发展有效性”概念，实际上都没有超出以无偿援助管理为核心的范畴。中日韩实际上更看重于互惠互利型的发展促进和对发展的投资，这就使得中日韩的发展援助往往会更多的基于基础设施、工业化等方面，这一点从日本对华援助主要以经济援助为主中有所反映。

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在过去几年也开始注意到了援助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很多国家的双边援助已经更多地开始考虑与经济活动相联系的重要意义，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早几年已经开始了类似的项目；发展援助委员会也开始考虑从衡量援助的根本性指标、官员援助的概念上进行改革，提出了所谓的“TOSSD”（总体发展资源）这个概念。当然，要从根本上改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中日韩能够携手共同推进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改革，我想，这对于整个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以及中日韩各自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

从具体层面上来讲，中日韩的发展经验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连续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可以形成一个发展经验传递的连续体。我在最近几年一直倡导平行经验的分享，如果中日韩能够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农业发展等方面展开合作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更广泛的、连续的发展知识的分享链条。

中日韩能够为国际发展合作贡献的领域非常多，中日韩领导人在会晤中提出的“中日韩+X”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就是一个最有合作潜力的四方或多方合作的领域。南亚和东南亚一方面是中日韩对外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个区域同时与中日韩在发展序列上有着很高的对接度，也就是说中日韩的发展经验在这一区域具有很高的参考性，中日韩可以在这个区域展开三边、四边或多边性的发展合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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